莊周
一個不寫詩的德國闊人——起碼精神上很闊——故作驚人之語:“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蔽说囊宦暎S多不寫詩的中國窄人也跟著對寫詩嗤之以鼻。先是說,在街上隨便扔一塊石頭,未必砸碎玻璃,但一定能砸在一個詩人頭上。最近的時髦是,“詩人”已被用于罵人。德國闊人的名言,如果不用全稱判斷,而是限定為“奧斯維辛之后,德國人寫柔媚的抒情詩是野蠻的”,那么盡管不再聳人聽聞,但依然不失其震撼力——它喚醒每個有良知的德國人對奧斯維辛的恥辱感和罪惡感。然而奧斯維辛之后,即便德國詩人也不必全體擱筆,不寫詩也不懂詩的無聊文人,有什么資格鸚鵡學(xué)舌地對中國詩人說三道四?我認(rèn)為,世紀(jì)下半葉的中國文學(xué),成就最大的既非小說,也不是散文,而是詩。倒是不妨說,文革以后,中國人不讀詩是野蠻的。只是由于我只能見到冰山浮出的一小部分,無法描述其全貌和至高成就,眾所周知,我像許多讀者一樣被剝奪了知情權(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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