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化有一種特有的品格,即它的致思層次、導向和特征。這些內(nèi)容,往往并不在于直接的言語本身,而常常在言語之上,在于言語和情感背后的東西。它比人們已經(jīng)說了或做了什么,更能體現(xiàn)一種文化的特殊風格。上一章說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內(nèi)容,這一章再大略地看一下傳統(tǒng)文化的特殊氣質(zhì)和品格,即中華文化特有的神韻。
一、道器之辯:生活境界的追求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思想、理論、概念有一大特點,就是氣象宏偉、意旨高遠――追求高層次、高境界。古代賢人講問題,哪怕是很具體很實在的問題,也要與天地宇宙之初和萬物一同的大道理講起。因此常有玄遠宏大的氣勢,抽象、深沉、含蓄的味道。
關(guān)于"道"的說法,便是一例。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道"是一個最高范疇。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作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管子也說:"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道生天地",還說:"聞一物以貫萬物,謂之知道"……總之,盡管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用我們通常的語言來描述的,但仍可看出,他們所說的"道"有點象是包羅萬象的統(tǒng)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萬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規(guī)律的代表。孔子和儒家很少講這樣的"天道",卻并不否認"天道",他們主要講倫理政治哲學,是將其落實為"人道"――人世的最高原則、治國的根本原則。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與"道"相對的是"器",指各種派生的、有形的或具體的事物。關(guān)于"道"與"器"的關(guān)系,我國近代學者鄭觀應的解釋比較有代表性:所謂"道",即"形而上者",是萬物與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國事之本;作為一種學問,"道"是"一語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學。所謂"器",即"形而下者",是萬物,是有利于物質(zhì)發(fā)明和實際生活之末;作為學問,指"一切汽學、光學、化學、數(shù)學、重學、天學、地學、電學"等"后天形器之學"。
鄭觀應主張"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現(xiàn),器是從生、從屬的東西。這一觀點代表了傳統(tǒng)觀念。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遠的人看來,就應該重本輕末、重道輕器。這是自老子、孔子以來的一個傳統(tǒng)。在人生原則方面,孔子早就明確主張"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講究"安貧樂道"、"孔顏樂處",即使處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積極地理解它的意義,在于強調(diào)求道是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所在。"朝聞道,夕死
可矣。"多少年來,也正是這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激勵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真理而獻身。
關(guān)于道和器的關(guān)系,重道輕器者們很強調(diào)要"以道御器",――要讓器服從于道,服務于道。"庖丁解牛"這個十分著名的比喻,表達了他們對道本器末的理解。這一比喻力求告訴人們:"以神喻、不以目視"(用心從精神上把握,不靠用眼睛去看)的"道",是比技藝("器")更高明的境界。就是說,掌握了大道的人,天機藏于內(nèi)心,善于精細地體察安危,能夠高屋建瓴,可以憑借"運用之妙",平靜地順應吉兇,達到目的。這顯然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狀態(tài),一種極高的水平、極高的境界。
但是,一種高妙的理想不等于高超的現(xiàn)實。有的中國人如近代學者王韜,在比較中西文化時認為,"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一廂情愿的判斷。事實上,按照"重道輕器"的原則并未能使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在"道"上有更大的作為。這是因為,一方面,它難以深入現(xiàn)實,難以被后人實行;另一方面它也沒有使對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比如沒有使中國后來產(chǎn)生出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影響世界的偉大之"道",反而不得不面對后來中國思想文化的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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