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建黨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國近代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產生的濃厚社會基礎，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是構成毛澤東建黨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論淵源，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則是毛澤東建黨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毛澤東關于建黨問題的著述中，處處閃爍著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碰撞的火花，鮮明地表現(xiàn)出了它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表明，任何一種反映時代精神的理論形態(tài)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統(tǒng)一體。民族性規(guī)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世界性則反映著它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意義和共同價值。探究毛澤東建黨思想的中國文化特質，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毛澤東建黨思想的歷史淵源及精神實質。

一

探究毛澤東建黨思想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性，不能不透視毛澤東的讀書生活。

除馬列著作之外，毛澤東讀得最多的是中國的書?？梢哉f，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國古書，從經史子集、詩辭歌賦到稗官小說，毛澤東幾乎無所不讀。這使毛澤東國學功底深厚，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毛澤東不是為讀歷史而讀歷史，而是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為指導，以歷史為借鑒，站在歷史的巔峰來反觀歷史，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以批判的態(tài)度繼承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為當前的革命斗爭服務。因此，毛澤東建黨思想中蘊含著豐富，深刻的傳統(tǒng)文化素養(yǎng)。

深厚的國學功底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傳統(tǒng)文化觀，為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建黨理論。那么毛澤東在構建建黨思想的過程中，究竟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哪些內容呢？舉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黨的最高綱領的思想。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奮斗目標，也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思想主要來源于馬克思主義，但它也是歷史上我國人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繼續(xù)和發(fā)展。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對社會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們對理想社會模式的種種規(guī)劃。早期道家的社會理想是崇尚遠古時代的原始氏族社會。老子提出的“小國寡民”就描繪了一幅原始氏族社會的圖畫。受老子的影響，莊子構筑了一個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國。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設計過他們思想的社會藍圖，最有代表性的是《禮記·禮運》篇中孔子對大同社會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歷經滄桑而不衰，不僅為中國歷代思想家所重視，而且成了歷次農民起義的一面旗幟。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構劃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天國社會。改良派領袖康有為不僅在內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詞來命名他關于理想社會藍圖的著作。與前人不同的是康有為強調要在科學發(fā)達、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實現(xiàn)社會生活的公共化和社會化。孫中山也把大同作為他的理想，認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建國，“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p844)

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響。1917年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就明確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計劃”付諸實踐。“新村計劃”失敗后，毛澤東并未完全拋棄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找到了實現(xiàn)大同的手段和途徑——階級斗爭，暴力革命，人民民主專政，從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會的金鑰匙。這是毛澤東對傳統(tǒng)大同思想的弘揚和升華。

勿庸諱言，毛澤東晚年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特別是通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途徑時，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響，離開了生產力的決定因素去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因而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造成了很大損失。

總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內涵豐富，影響深遠。毛澤東既超越了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覺地受到它的影響。但超越是主要的，這正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

2.關于黨的思想路線?！皩嵤虑笫恰笔俏尹h的思想路線，應該說，這首先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運用于中國革命斗爭實踐的結晶。但是作為學風，“實事求是”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最早源于《漢書·河間獻王傳》，意思是做學問務必詳盡地掌握事實材料，以求得真實的知識和符合實際的結論。這種求實的學風，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張求學要“不恥下問”，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治學態(tài)度。明末清初，這種實事求是的學風進一步得到發(fā)揚光大，以顧炎武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談誤國而力倡“經世致用”，希望以“求實”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學派偏向訓古考據而使明清實學流于空泛。19世紀初，龔自珍針砭時弊，力主轉變“九州風氣”，大膽提出經世致用之學，以取代空疏的宋學和煩瑣的漢學。魏源也極力主張“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這些事實說明，“實事求是”的“求實”學風在我國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歷代思想家承襲了這一治學精神。

毛澤東發(fā)揚光大了這種學風，形成了一種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毛澤東具體分析了實事求是與主觀主義兩種學風的根本對立，指出：實事求是的學風，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huán)境作系統(tǒng)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斷歷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并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觀點和方法”。并且強調：“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tài)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tài)度問題?！睆倪@里可以看出毛澤東極力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學風，不是對中國傳統(tǒng)學風的簡單照搬和重復，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內核的基礎上，自覺地進行深刻而廣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構，它不僅指學術研究的態(tài)度，而且涵蓋了思想方法、認識路線和工作態(tài)度等諸多方面，把它發(fā)展成為一種嶄新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風。

3.關于黨的干部路線。毛澤東為我黨制定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則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尚賢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墨家是主張尚賢的著名學派，墨子是尚賢思想的先驅。他說：“尚賢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必須“察尚賢為政之本”而后可?？鬃釉选芭e賢才”作為重要的施政方針，并視為智愚的標準。孟子更認為統(tǒng)治者“不用賢則亡”，“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睎|漢思想家王充也主張舉賢用能。三國時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主張。唐太宗李世民廣納賢才，因而出現(xiàn)了“貞觀之治”。清末龔自珍目睹世危時艱，急切地發(fā)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吶喊。

中國古代這種尚賢用能的思想，隨著歷史的變遷，被融入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為黨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材料。毛澤東說：“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彼麖娬{：“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shù)才德兼?zhèn)涞念I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可見，毛澤東為我黨制定的“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和“德才兼?zhèn)洹钡母刹空撸菍鹘y(tǒng)尚賢思想的批判繼承。在這里，任人唯賢的“賢”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為統(tǒng)治者服務的本領，而是以賢決執(zhí)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密切聯(lián)系群眾，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思想內涵，也就是德與才、紅與專的辯證統(tǒng)一。為了使德才統(tǒng)一、紅專并進，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全面地歷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堅持公道正派的作風，反對任人唯親。我們黨的事業(yè)之所以興旺發(fā)達，后繼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和德才兼?zhèn)涞母刹空摺?/P>

4.關于黨的群眾路線。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熱門話題。早在殷周時期就出現(xiàn)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書·盤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語。西周政治家周公則以商亡為鑒，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張。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左丘明發(fā)出了“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之嘆。孟子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以“民貴君輕”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聽政于民”論。荀子對民本思想有新的闡發(fā)，他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并且認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到漢唐時期，民本思想得到進一步發(fā)展，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鑒于秦亡之訓，強調“民為國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當作口頭禪，反復叨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時期，民本思想進一步完善，許多思想家斷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爭中，提出了更為深刻的民本思想?？涤袨檎J為，在“民情”與“天命”之間，應該“以民情驗天心”，“民之所歸，即天之所與也”。孫中山更是深切體會到“革命事業(yè)，由民眾發(fā)之，亦由民眾成之”。[1](p718)應該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為出發(fā)點，以防舟覆為歸宿點，通過對“民”的地位的強調使統(tǒng)治者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對自身行為適當加以約束，最終為統(tǒng)治者在安定中獲取利益服務。

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進行了揚棄、改造和創(chuàng)新，從而形成了我黨一條徹底的、科學的群眾路線。首先，科學地界定“民”的概念。毛澤東認為，“民”是相對于“敵”而言的，它是一個社會歷史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工農群眾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產黨首先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并為實現(xiàn)他們的利益而斗爭的。其次，毛澤東明確指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共產黨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喪失生存條件，就將一事無成。第三，毛澤東把傳統(tǒng)的“畏民”觀升華為共產黨人的“愛民”觀，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說，從而突破了以“君”為中心的民本觀的藩籬，賦予“民”實實在在的地位和尊嚴。第四，毛澤東以“愛民論”為前提和中介，把傳統(tǒng)的“聽政于民”提煉成為我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科學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這種科學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和根本利益為標準和出發(fā)點，是主動性和科學性的有機統(tǒng)一，而傳統(tǒng)的“聽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標準在于是否有利于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帶有很大的被動性和虛偽性。

5.關于共產黨員的思想道德修養(yǎng)。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強調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為政以德”的主張。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荀子則認為，威勢有三種：“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漢，董仲舒明確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提出了以名為治的主張。他認為，以名為治最重要的是禮義廉恥，這是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為了發(fā)揮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視統(tǒng)治者個人的品質，認為具有良好品質的統(tǒng)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鬃诱f：“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同時還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證社會的穩(wěn)定和統(tǒng)治地位的鞏固?？鬃?、孟子一生以“有教無類”為己任，主張通過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內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質。

如何加強黨員的道德修養(yǎng)呢？毛澤東摒棄了古人“自省”、“慎獨”的修養(yǎng)方法，號召共產黨員到革命實踐中去發(fā)現(xiàn)并克服自身的缺點，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完善自我。同時提出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對革命事業(yè)有用的人。

毛澤東重視和加強黨員道德修養(yǎng)的思想，既來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對它的超越。傳統(tǒng)的重德精神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提出的加強黨員思想道德修養(yǎng)，則是為適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需要，適應為人民服務的需要。正如他所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P>

6.關于集體主義精神。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處理個體利益與群眾利益的關系問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大多數(shù)思想家都認為群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荀子認為“人生不能無群”，“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梢?，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種群體人格，是群體利益的代表者、組織者和創(chuàng)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強調群體利益。墨子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是一種典型的群體精神。法家強調“公則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認為“為政莫若至公”。這些事實說明，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都主張把國家、民族的群體利益置于個體利益之上。這種群體意識本質上以家庭、國家、社稷的利益為道德的最終歸向，它一方面構成了封建專制集權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培育了中國人民對群體的堅固責任感和追求群體和諧、社會穩(wěn)定的文化心態(tài)。

毛澤東在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時，批判了傳統(tǒng)群體意識在壓抑人性方面的消極成份，繼承和發(fā)揚了其中的積極因素，為確立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提供了有益借鑒。毛澤東要求無產階級尤其是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堅持集體主義原則，“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中國共產黨黨章規(guī)定：黨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對個體利益服從群體利益的傳統(tǒng)命題，毛澤東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內核。他指出，一個共產黨員，不僅應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而且應“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是一個共產黨員?！彼啻螐娬{：“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

毛澤東關于共產黨員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黨員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眾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國古代群體意識的思想境界。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這一思想躬行踐履，達到了理論與實踐的完善統(tǒng)一，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關于黨內反傾向斗爭。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直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tǒng)一，其方法和途徑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學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種道德素養(yǎng)和待人處事的準則，也是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他認為“不及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鬃铀f的“中行”即“中庸”，它的兩端是“狂”和“狷”。“狂”即“過，“狷”即“不及”。“過”與“不及”都不好，唯“中庸”為上乘者。作為“過”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進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為“不及”的狷”，可取之處是不該為能不為，不可取之處在于該為而不為。孔子主張舍“狂”之“偏激”而取其進??；棄“狷”之保守而揚其

有所不為”。這樣，就可以將兩個對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統(tǒng)一起來，既能“進取”又能“有所不為”。由此可見，中庸思想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法內容。

在馬克思主義建黨史上，列寧第一次把黨內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概括為“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毛澤東直接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中關于黨內斗爭的理論，在把這一理論運用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時，以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確地透視中庸思想的內在本質，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內核，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左”反右的黨內兩條戰(zhàn)線斗爭理論。毛澤東認為，中庸思想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它是“反對廢止剝削又反對過分剝削的折衷主義”，“是維護封建制度的方法論；[3](p380)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處?！耙磺姓軐W，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zhàn)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4](p145)所謂“作兩條戰(zhàn)線斗爭”，就是要反對“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盵4](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頗，都必須反對。

毛澤東根據列寧反傾向斗爭的理論，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內核的基礎上，提出了我黨兩條戰(zhàn)線斗爭的理論。1936年，他在總結我黨歷史經驗時指出：“歷史告訴我們，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而是從斗爭中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戰(zhàn)爭的有害的傾向作斗爭，并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zhàn)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不僅強調必須聯(lián)系黨的政治路線建設黨，而且必須進行必要的反傾向斗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的政治路線得到正確的制定和執(zhí)行，黨的建設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證。

在毛澤東關于黨內兩條戰(zhàn)線斗爭的理論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思想的閃光點，毛澤東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內容。正如毛澤東所說：“舊統(tǒng)治階級兩條戰(zhàn)線斗爭方法是反動的方法，用以維持舊質不使變化，使舊質絕對化。馬克思主義的兩條戰(zhàn)線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認質的相對安定性，沒有絕對主義?！盵3](p368)

從以上分析介紹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創(chuàng)立、建構、發(fā)展無產階級建黨思想時，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采擷了許多思想瑰寶，使他的建黨思想帶有濃厚的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由于博采中華文化諸長，傳統(tǒng)底蘊厚實，因此，毛澤東建黨思想具有堅實的本土文化根基，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寧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并非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chuàng)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guī)律的發(fā)展。”[5](p348)毛澤東建黨思想正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yōu)秀傳統(tǒng)”“合乎規(guī)律的發(fā)展”的時代產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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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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